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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杂志:贫民窟有存在的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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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5-7-9 09:35
来源: GEO杂志
作者: 李多钰
所属分类:GEO计划

印度孟买是全亚洲最“变态”的地方:它有印度为数最多的有钱人,也有亚洲最大的贫民窟——Dharavi。而奥斯卡传奇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在这里拍摄。Dharavi贫民窟最奇怪的地方是,它位于市中心,且靠近机场,从空中看,就好像一堆摩天大楼中心的“鸟巢”。这里生活十分方便,尽管垃圾成堆,污水横流,发达致富的人有时也不愿离开。这里和周边的巨大反差,形成了现代都市的强烈隐喻。Dharavi因此成为伟大故事的孵化器,贫民贾马儿就这样上了全世界娱乐版的头条,而他所有的幸与不幸,全都来源于他困苦不堪的生活历程。
贾马儿的幸运与不幸,是全中国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都不可能经历也无法想象的。在刚刚发布的《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跟孟买的贫民窟儿童相比,中国留守儿童大部分衣食无忧,拥有土地和房屋,有些甚至拥有一座多层小楼和宽敞的院落,他们也有希望工程,乃至留守儿童之家。他们的物质生活看上去相当不错,以至于每个地方的干部们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都要做一些有关物质丰富的算术题,并将这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这些拥有漂亮数字的中国留守儿童是不是比贾马儿幸运呢?显然,在毕节留守兄妹集体自杀事件发生后,人们的判断不得不发生改变。拥有土地和房屋的孩子们犹如土地的囚徒,他们的贫穷是心灵的贫穷,在他们当中,我们无法看到犹如贫民窟长大的贾马儿那样丰富的心灵,我们也无法设想,这些从小缺失陪伴和关爱、一直被孤独禁锢的心灵到底拥有怎样的未来。
因为城乡体制的设计问题,留守儿童是伴随中国城市发展而产生的痼疾。城市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民工,但是不需要这些农民工带来的各种生活问题。曾经有一度,农民工们还可以生活在房租低廉的出租屋里,随着大城市加紧对外来人口进城的管理与限制,以及城中村逐渐消失,农民工彻底失去了聚居的可能场所,大部分农民工以工地为家。而工地的集体宿舍不可能提供家庭生活条件。就这样,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选择把孩子留在乡下,好一点的家庭,母亲和孩子一起留下,相当多的家庭选择夫妻共同外出打工,孩子形同孤儿。
城市化作为世界性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解决城市外来人口问题上,很多国家看起来都没有中国解决得好。相当多的世界级都市伴随着巨大的贫民窟,除了孟买的Dharavi、里约热内卢的Rocinha、约翰内斯堡的Soweto等世界知名的欠发达国家的大型贫民窟外,甚至像伦敦、纽约这种发达城市也都有贫民区,而且伴随着严重的治安问题。
但是,贫民区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活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伦敦东区,贝克汉姆生活过的地方,曾经是伦敦最危险的地带,居住着城市苦力和外来移民。不过这个区域随着城市发展,逐渐变成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聚集地,2012年奥运会在伦敦东区举办后,东区更是迎来了开放与重生。
有关贫民区,我看到的最好的比喻是,贫民区是城市的肾脏,藏污纳垢的同时,也替城市解决新陈代谢的问题——包括提供新鲜的劳动力。当然,进一步说来,贫民区首先是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让贫民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尊严——阖家团圆的权利。贫民窟的生活条件再差,治安再成问题,它也是能看得见的问题。在家庭中成长起来有正常社交环境的儿童,长大后起码能够成为合格的新鲜劳动力,在城市中继续工作生活。但是,我们的留守儿童呢?根据《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调查报告,留守儿童有着更加普遍的情绪问题,暴力以及孤独伴随着他们的生活。这样的儿童成长以后进入城市打工会出现什么问题?难以预计。
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农民工进城算起,目前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已经是第二代留守儿童了。不少留守儿童的父母本身就是留守儿童,这意味着第二代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会远远高于第一代留守儿童,而他们的心灵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中国的制度设计中,继续无视城乡之间的人口移动问题,未来的中国,必将在劳动力的心灵残疾问题上付出巨大成本。


本文章关键字: 印度孟买 贫民窟 留守儿童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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