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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忆零食:致我们流过口水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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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5-6-1 09:35
来源: GEO杂志
作者: 黄哲、罗冉
所属分类:GEO计划

时逢六一儿童节,这意味着什么?放假、游乐,当然还有不会缺少的零食。虽然如今从大人到孩子的生活水平都已“天天过节”,但零食二字,还是任每个人闻之都会按捺不住流口水,这无关年纪,只要他有过童年。正如“舌尖”之父陈晓卿所说:最初的味觉记忆最终成了人的基因密码。你将读到的,可以说是篇童年版的“舌尖上的北京”,它舔过了不同年代的五味俱全,却只留下了甜——舌尖对这一味道最敏感,而童年也是。

2000s:  辣条撑起的山寨零食亚文化
讲述人:大瓜&李珊珊,城市亚文化观察者和记录者,编著有《吃的 REALLYWANT》一书

如果混圈子是种生活常态,那我们从小就开始了这个活动。比如北京老城区那一条条如来佛手掌心似的胡同里,那里有走不出去的小学生地盘,或者说一个零食构成的圈子和江湖。就比如这条有着一座同名小学的方家胡同。一放学,藏匿胡同里的一干小卖部被最饥饿的一群小学生瞬间挤爆,来这光顾的胡同居民们直接输给了他们。他们在买什么?多少钱?好吃吗?

我们来到一个隐藏在胡同深处的小学生购物天堂,门口的瀑布流挂着塑料玩具和自行撕取的小包零食,凭借齐全的货品,店主阿姨的慈祥面容和 old school 的店面设计,再有自制力的小大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靠近它。现在的孩子似乎有种崇拜社会人的霸气心理,所以我们杵在小卖部门口偷拍,他们顺其自然地走过来凑热闹。
“姐姐,你是在拍照吗?”
他们是要维护自己的肖像权吗?其实他们是推荐我买小学生圈子TOP1的零食“辣条”!
 “辣到你活该!”我们买了一包,一边品尝,一边和小学生们继续聊着,“这些吃的都怎么流行起来的?”
“上一拨盛传的!”
零零后们可能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一种零食亚文化,在满足饥饿的同时,也有其的深层次道理:除了刺激,还是刺激!这和成年人去吃辣火锅、烤羊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社会人有社会人的压力,学生也有学生的压力,而零食可能是孩子们所能承担的最有效减压方式。
都说上行下效,孩子们的口味往往是受家长们影响,但辣条如今在成人圈子也火起来了,却是拜“小的们”所赐,从小学生请外教吃辣条开始,到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零售,辣条要征服全世界。原本五毛、一块一包的“辣条”身价提升至5-10美元左右,折合成人民币三五十元以上,这开拓了一条国际化的致富道路。

我没钱,但我依旧任性。跟前儿这家小卖部的名字叫想开就开食品店,店主也是一个对零食毫不感兴趣的中年男子,但这丝毫不影响购买量。店面昏暗,走进去全是你只用几毛钱、一块钱就能买到的怪玩意儿,一种疯狂翻找的冲动在刺激着你的大脑,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就开在小学门口,离学校距离近自然而然地具有召唤小学生光顾的魔力。

一个小男孩在暴力地捏碎魔法士干脆面, “这是我的最爱,而且捏碎它的时候特别爽!” 他骄傲地回答道。在这个自来熟小朋友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对高端的零食铺子。那里有煎饼、铁板鱿鱼和三明治,都不是主流小卖部贩卖的廉价食品,因饮食卫生和阿姨的热情大方,吸引了固定的高消费低龄群体。小男孩告诉我他给家里洗碗拖地,已经赚了400元,偶尔消费消费。这让已是成年人很多年的我没起子地脱口而出:“真有钱!”

就这样,我们陆续走访了北京东城区多个胡同里的小学及旁边的小卖部,总结出如今零零后们最爱的零食排行榜——辣条、魔法士干脆面、摇滚薯条、牛羊配、咪咪虾条和5+2套餐糖依次位列top6。它们都不是在大型超市、便利商店的主流货,而它们乱中取胜的关键肯定不是因为卫生信得过,而是它们难以置信的低价——上述所有小食品单价都不超过2元。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什么年代都是硬道理。
但这让人很是狐疑:在八零后、九零后的童年时代,大部分人已经不会为兜里的零花钱发愁。我们看不上的低档食物,为什么在更好物质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零零后们却如获至宝?也许,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说明这是种文化了。

不过也不用想明白,零零后们有他们的零食亚文化,前辈们也自有前辈的乐趣。如果这些激荡起你的回忆,还可以在网上小卖部寻找童真,过个时髦的六一儿童节。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 网上的“零食物语”应有尽有。虽然说这些零食算是食物,但更准确地说,它是带给你虚无缥缈的精神产品。

1990s:口福像《我爱我家》一样
讲述人:关凌,1982年生。11岁那年在《我爱我家》中饰演贾圆圆。现为主持人、演员。

不少九零后小朋友都和我说:关凌姐姐,真羡慕你们八零后,赶上的都是经典。现在想想还真是,从动画片、电视剧——当然,必须包括我演的《我爱我家》,到零食无一不是。弟弟妹妹们可能不知道,姐姐我当年因为演这《我爱我家》,遭到多少嫉妒啊——不是别的,那时候所有的经典零食,片中的“贾圆圆”吃一溜够。其中,大大泡泡糖、跳跳糖和太阳牌锅巴这些,到现在还在专注小朋友们的口福,偶尔我们这些老朋友也回归一下——你就说它有多经典吧。

甭管到什么时候,冰淇淋都是零食界的“冰雪女王”。而小保姆小桂阿姨的台词,正以冰淇淋为单位,换算出那时北京市民家庭的现实生活水平:我们家一星期的伙食费是80块,已然不低;但圆圆这么一天一个地吃八喜,就得占一半——二十年前一个八喜就五六块,和现在差不多,但那时父母工资才多少呢!我能这么吃八喜,完全由于我“二叔”梁天拉来了后者的赞助,一冰柜放片场随便造——当然,如果不是它们,我也不至于小小年纪早早发胖了,拍片之前我瘦着呢。到现在我亲爱的“爸呗”杨立新老师,每次见面还老拿这个岔我。
那时的北京夏天,最亲切的不是八喜和豪华冷柜,而是卖冰棍的老太太,和小推车上那层厚了吧唧、油脂麻花的被子,因为被子下面藏着雪人、双棒、袋儿淋和紫雪糕们。这其中,紫雪糕是我的最爱,因为我从小就拍戏,自己挣自己花,一天一根一块钱的紫雪糕还是吃得起的。而紫雪糕的标准吃法,同龄人一定都记得:先一点点把巧克力皮啃干净,再慢慢地唆拉奶油心儿,一根能吃半天,一沾这个,我们都成了强迫症患者。

但相比之下更受欢迎的,要数别名“穷人乐”的冰壶——对,就是“饭局”那集,小桂阿姨曾在大饭店很露怯地点过的这个东西。密封式塑料管内装各种颜色口味的果汁饮料,冻成冰棒。标准吃法是自中间拗断,啃咬其中的冰。同学家长嫌不卫生,他们就拿我说事儿,“你看人关凌还吃呢”。
和贾圆圆一样,那时的小学生没有几个是没爱吃过方便面的,我也不例外。只不过那时的北京找不到片中“越吃越饿、杀虫农药、砌墙材料”的嘟嘟牌——那是梁左叔叔的艺术虚构。那时除了港台那边来的康师傅、统一、美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营多方便面,“客官,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我!吃!面!”的广告词,八零后没有不会背的。不过没过两年,干脆面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人手一袋“小浣熊”,先是“咔哧咔哧”一顿掰、掰碎了再撒上料,又是“咔哧咔哧”一顿嚼,就成了课间休息的主旋律。
那时的零食大多不健康,但也有例外。比如我在“我家”里最爱念叨的甜麦圈、咸麦圈,那也算是当年营养早餐的先驱了,我本人也特别爱吃。到现在我还记得甜的是红色、咸的是绿的,上面画着一小男孩吃麦圈的头像。最有特点的是小铁片的簸箕形开口,卫生又美观。现在我儿子姬关枪三岁了,也在吃这个,麦香还在,只是再没有那么经典的包装了。

1980s:男女有别,土洋穷富各得其乐

讲述人:刘思伽 1974年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著名主播

对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度过童年的广大北京七零后而言,我们的记忆里没有了饥饿,零食的比重自然也多了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贫穷更不是”,在这样的“最高指示”下,零食也有了攀比的意味。
几乎所有七零后的零食记忆,都离不开最大的军备竞赛——春游。从牛肉干、午餐肉,到果酱、蛋糕,这些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在任何一所小学都不会缺席。北京孩子自尊心强,如果家里实在困难武装不起来的话,甚至会找个借口不去春游了。那时的攀比到了什么程度?就连同样价钱的动物饼干也比,你拿鸡我拿孔雀我就毙你,除非你拿熊猫,跟打扑克似的!
八十年代的时代审美趋于多彩化,“假小子”、“铁姑娘”已经不再是褒义词。连小朋友吃零食都是男女有别:男生喜欢牛肉干、火腿肠很正常,汽水、巧克力也说得过去,太喜欢话梅糖、酸奶之类酸酸甜甜,是会被小伙伴们讥笑为“假娘们儿”的。反之亦然,比如我闺蜜、如今北京人艺唯一的女导演唐烨就倍感委屈:“我爸爸是体校教练,按理说他非常清楚吃零食对健康无益,但他甚至要求我吃零食,要不‘你也太不像女孩子了!’”
由于国字头单位和涉外机构都在家门口,那时候的北京孩子比外地的要幸福不少。后来我每次和我老公说小时候的零食,他连听都没听过。我当时还想呢:他也算富家子弟了不至于啊?敢情后来才发现,那时的很多洋玩意,在北京以外,没有友谊商店和特供食品部,真的是有钱你都买不到。

那时的北京孩子,最幸福的要数家里有国家体委的亲戚的,比如有个这样姨父的我。那时我们就盼着他们登山队快下山,那样就有能量棒、力宝健,和可口可乐了。虽然后来发现从健康角度,能量棒不能当糖吃、力宝健更不能当水喝,但我怎么也割舍不下当年的可乐——现在的可乐比三十年前几乎没涨价,但再也没有当初的那股草药的醇厚味道了。
而同样“一蟹不如一蟹”的,还有和路雪冰淇淋。1987年的梦龙,在西长安街的食品店就有卖,一个要12块。现在也是比那时还要便宜了,但没有了当年那么纯的奶味。曲奇饼干也是。固然有“人往高处走”的原因,但后来才发现,当年这东西是进口的,现在工厂就在北京郊区,味道凤凰变麻雀也在情理之中了。
那时的人很单纯,孩子就更不例外,单纯地认为以洋为美。殊不知很多“洋气”其实是冒傻气。比如古巴的咖啡糖,后来发现比欧洲产的质次价高许多,但当时是为了支援“被帝国主义封锁的社会主义兄弟”。而伊拉克的椰枣现在让我体检都心有余悸——那都是到了九十年代海湾战争之后,咱才知道当年伊拉克流行肝炎,全世界都不要他们的出口,只有中国为了友谊当这个“接盘侠”。现在想起来,那时不少孩子都得过肝炎,我真得谢过当年不杀之恩了!
那时的医院收治过不少零食惹的祸,吃伊拉克椰枣吃出肝炎的有,吃不新鲜羊肉串得肠胃炎的有,但更多的罪魁祸首是话梅——我记得那玩意一毛二一大袋,便宜;口儿重的话也能吃半天,生津止渴,喝水都省了。于是,每每核忘了吐,就要辛苦大夫拿钳子去小孩儿嗓子眼拿了。
尽管那时高大上的食品已经比比皆是,但说起八十年代的北京零食人气王,还得是homemade的老北京下午茶——三点半到四点放学后,烤或炸过的馒头片蘸着厚厚一层麻酱白糖的香气,没有小学生能抵挡。除非是一种情况:小伙伴们争先恐后从自己家捧出大米、玉米或黄豆,再听胡同里“嘭嘭”跟打仗似的——您以为怎么茬?爆米花的来了! 

1950-1970s:吃的不是零食,是阶级

讲述人:赵珩,1948年生。旧京文史大家,美食学者、作家。退休前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著有《老饕漫笔》等多部著作。

可以这样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往前数三十年,北京这座城市的零食记忆都是稳定而单调的。所谓零食,就是正餐以外的“零碎儿”,不扛时候,不能当饭吃。在物质不丰富的时代,对于吃饱就已不错的大多数人,作为奢侈品的零食也自然没有太多选择。
和正餐一样,那时候的主流零食也是“靠天吃饭”:桑葚、酸枣、青杏、落花生……基本是野地、路边有什么,小贩就卖什么。而这些成本可忽略不计的零食,也曾是基础计量单位:一茶缸或者一手帕它们对应的是“一小枚”,后来币制统一,变成了一分钱。所以那时的孩子,是绝不会对“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歌词嗤之以鼻的。

需要人工生产的自然就要贵点,当然贵也只是一分两分的事。比如糖稀裹黄豆炒成的“糖豆”、或者需要耐心风干的挂落枣,还有酸山里红,都是孩子们藏在自己衣兜里几天不舍得吃完、却往往最后被耗子会餐了的宝贝。至于铁蚕豆,那属于“勇敢者的游戏”专用,刚刚换牙的小伙伴总是用这个来挑战自己的牙口和对赌者的勇气。而庙会上还有更大的“豪赌”——套圈。我的朋友里就有这样的“神枪手”,买一毛钱的圈,套回几块钱的零食;当然,更多的人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那时候食品店其实也算得上琳琅满目了,比如东安市场的稻香春——需要注意,可不是今天遍地的本土巨头稻香村,稻香春来自江南,以南味、精品著名,只是如今式微了——从花生粘到各式南糖,从水果蜜饯到黑白瓜子,一应俱全。那时我的最爱是福建产的白糖杨梅、荔枝干、桂圆干和橄榄,当时北京别处根本见不到。而隔壁的荣华斋,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不同花色的冰淇淋。

等后来义利食品从上海迁到北京,酸三色、黄油球和大白兔也开始进入北京孩子的零食记忆。而作为满蒙故地的北京,其实奶制零食一点也不比欧洲差——同在东安市场的丰盛宫,到现在我也忘不掉,离着十几米,各种奶卷、奶饽饽的香味就出来了,还有凝聚了精华的酪干,当然,最好吃的还得说是“奶乌它”,拿现在概念说那就是分子料理。只是上述美味,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或过生日,是不可能天天享用的。

早年间,售货员和“大檐帽、听诊器、方向盘”并称四大热门职业。孩子们没有那么功利,但想到天天有糖吃的,张秉贵叔叔也就成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梦想对象。我也不例外,那时我还没上学,家住东总布胡同。他也还没到百货大楼,也还不是劳模;在西总布胡同的德昌厚食品店,才二十几岁、学徒出师没几年。我看到一个漂亮的瓶子,里面放的是几种颜色的软糖,后来才知道是仿苏联的、叫“东方红”糖。当时他俯下身给我推荐、然后三下五除二“一抓准”的样子,现在想起来也帅气极了。
因为祖辈属于统战对象,父母辈也属于“肉蛋干部”这一级,即便困难时期我家也有高级糖供应。像上海大白兔或者天津起士林的巧克力这样的高级糖,那时就是五块一斤。五块钱在那时是什么概念?在食堂顿顿有肉吃一个月还有富余。

那时候到了夏天,我每天可以享用一块北冰洋的奶油冰砖。冰砖价格是两毛,比食堂里的甲菜还贵五分,整整贵出一道丙菜来。而五分钱也正是小豆或者奶油冰棍的价格。如此推论,一般家庭孩子夏天天天吃冰棍,意味着家长也要节衣缩食。而那时一般家庭都是好几个孩子,夏天的标配是三分钱一大根的糖水冰棍——所谓糖水,就是糖精兑水冻成——然后你一口我一口地过把瘾算。
而那时候,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的小朋友也为数众多。不怕,可以拿家里的废品换,比如破水壶、牙膏皮这些。或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除了爬树摘果,夏天在胡同里守株待兔也是会有收获的:走街串巷的送冰车,总会漏下点碎冰渣,肯定没等化,就进了眼尖的小伙伴嘴。那时的胡同是黄土地,冰是护城河的河道冬天采、给夏天用土冰箱当循环水的,卫生程度可想而知,只是那时没有污染,真的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图片:李博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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